2018年增资，2019年业绩就出现显著下滑，农银汇理的神操作是如何炼成的？

　　对基金公司来说，2019年是一个还过得去的年份。

　　从管理规模上讲，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《资产管理业务统计数据》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公募基金规模14.77万亿元，同比增加了1.74万亿元，增幅为13.35%；尤其是股票基金，其规模历史上首次超过1万亿元，达到12993亿元，同比增加了4748.37亿元，增幅达到57.59%。

　　规模扩张带来的是管理费收入的增长。以资讯有连续披露过去3年（截至5月17日，下同）管理费数据的122家基金公司（含持牌券商资管公司）为例，2019年，其管理费收入合计627.9亿元，同比增加17.69亿元，增幅为2.90%。

　　盈利数据相对差一些，但也不算太难看。以资讯有连续披露过去3年业绩数据的58家基金公司为例，2019年，其实现的净利润合计258.03亿元，同比下降19.11亿元，降幅为6.90%。

　　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与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管规模的下降有关。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管计划规模合计为8.53万亿元，同比下降2.76万亿元，降幅为24.45%。

　　以上是整体情况。

　　不过，对某些基金公司来说，2019年有点难，比如农银汇理。

　　根据农业银行（601288.SH）发布的2019年年报，农银汇理2019年净利润为2.67亿元，同比减少1.72亿元，降幅达到39.18%，大幅跑输同行（6.90%）。

　　再看看ROE方面。截至2019年年底，农银汇理净资产为31.67亿元，期初为29亿元，平均值为30.34亿元，因此，平均ROE为8.80%。

　　同行情况如何？

　　就资讯有披露过去3年业绩数据的58家基金公司而言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其净资产合计2103.19亿元，期初为1876.87亿元，平均值为1990.03亿元，因此，平均ROE为12.97%。这意味着农银汇理的平均ROE跑输同行4.17个百分点。

　　农银汇理成立于2008年，农业银行、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、中铝资本控股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1.67%、33.33%和15%，现任董事长是许金超，总经理是施卫。

　　根据农业银行发布的2018年年报，农银汇理各股东当年曾增资15.50亿元，再加上存留收益转化为净资产，导致其净资产截至2018年年底达到29亿元，比年初增加19.86亿元。公告未披露增资的原因，但是，从结果来看，此次增资并未带来次年盈利的提升。

　　在公募业务方面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农银汇理的管理规模为2302亿元，在基金公司中排在第22位，较上一年度下滑5个位次，较2017年下滑6个位次；在非货币规模方面，截至2019年年底为1356.40亿元，排在第17位，较上一年度下滑2个位次，较2017年底下滑了3个位次。
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其非货币规模主要来自债券型基金。事实上，最近几年，在股票基金的市场影响力方面，农银汇理更是不进反退。

　　根据网上资讯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农银汇理的股票基金规模仅有50亿元，甚至不如2015年（63.93亿元）。前文提到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整个市场上的股票基金规模达到12993亿元，同比增长57.59%；而如果与2015年年底（7657.13亿元）相比，则增幅达到69.68%。

　　在过去八年，农银汇理董事长大概三年一换。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，其董事长由刁钦义担任；2015年9月至2018年12月，董事长由于进担任，这两位都来自农业银行总行。不同的是，刁钦义最早在山东分行任职，后调入总行，于进则自1983年起一直在农业银行总行工作，历任信息部处长、人事部处长、副总经理、电子银行部总经理、科技与产品管理局局长等职。

　　或许得益于其在农业银行总行的经验与人脉，正是在于进的任上，农银汇理的管理规模从2015年年底的965.36亿元增至2018年年底的2318.94亿元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这种增长主要来自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：同期，其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由785.43亿元增至1291.85亿元，债券型基金的规模由3.87亿元增至877.87亿元，股票型基金规模则由63.93亿元降至33.13亿元，混合型基金则由112.13亿元略增至116.09亿元。

　　于进担任董事长期间，与他搭档的总经理是许金超（2015年5月上任）。入职农银汇理之前，许金超曾任农业银行内蒙分行行长、总行采购管理部总经理及总行托管业务部总经理等职。2018年12月，于进卸任董事长之后，由许金超接任。2019年5月，施卫接任总经理一职。

　　再回到农银汇理的业绩。既然2019年市场整体表现还过得去，那么，农银汇理净利润为何会同比缩水1.72亿元，下滑近四成？

　　先看公募方面。2019年，农银汇理管理费收入为8.51亿元，同比减少0.88亿元，降幅为9.37%。因此，公募业绩下滑应是其中原因之一。

　　再看看私募资管业务。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据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农银汇理子公司即农银汇理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规模为2734.84亿元，同比下降518.09亿元，降幅为15.93%。显然，私募资管业务萎缩也应是其中原因之一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如前文所述，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管规模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（同比下降24.45%），既然如此，为何同行业绩只下降6.90%，而农银汇理却下降39.18%？

　　与业绩下降相伴随的是子公司的暴雷。

　　根据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信息，2019年2月25日及2月26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4份《执行裁定书》，分别是（2019）沪01执112号、（2019）沪01执113号、（2019）沪01执114号及（2019）沪01执115号。这些《执行裁定书》分别对应的是4份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分别是（2018）沪01民初930号、（2018）沪01民初933号、（2018）沪01民初932号及（2018）沪01民初931号。

　　根据上述《民事判决书》和《执行裁定书》，农银汇理（上海）资管公司（（2019年3月更名为农银汇理资产管理公司）旗下的一项资管计划，即农银汇理资产-农业银行-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2号资产管理计划，曾认购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6月公开发行的公司债，即“16凯迪债”（证券代码：112399），认购额度高达5.75亿元，占到发行总额的31.94%。

　　公告显示，“16凯迪债”发行总额18亿元，单位面值100元，期限5年，起息日2016年6月2日，固定票面利率为6.8%，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投资者享有在第3年末回售选择权“16凯迪债”发行。

　　然而，自2017年6月3日起，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公司未再按期支付利息，构成实质性违约。于是，农银汇理（上海）资管公司上诉至法院，请求解除合同，并要求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。

　　对于违约事实及农银汇理（上海）资管公司的主要诉求，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皆予以接受。上海第一人民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合同，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公司在指定日期内支付本息。

　　但是，因为经营恶化、债务压顶，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公司最终还是没有支付本息。于是，农银汇理（上海）资管公司请求强制执行。可是，法院执行庭最后却发现，“被执行人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，故本案无继续执行的条件，申请执行人亦书面表示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”，于是只能终止本次执行程序，“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，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”。

　　至于农银汇理资产公司与辽宁省社保基金会就“农业银行-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2号资产管理计划”如何约定权责关系尚不清楚，但是，上述这起仅本金就达到5.75亿元的债券违约案件，或将给农银汇理的资产负债表带来冲击。

　　农银汇理资产公司成立于2013年，是农银汇理的全资子公司。企查查披露的信息显示，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，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许金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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